从1984年6月起，孤悬海外、百年寂寥的海南岛突然成了一块骚动的热土。年初，邓小平南下，他针对海南说过一句话，“如果用20年的时间把海南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就是很大的胜利”，此言被当成中央精神传达。当时的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公署主任雷宇“激动得夜不能寐”。
　　当时，国务院批转过一个文件，《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其中指出：“海南行政区可以根据需要，批准进口工农业生产资料，用于生产建设；可以使用地方留成外汇，进口若干海南市场短缺的消费品。”不过，这个《纪要》又明文规定“上列进出口物资和商品只限于海南行政区内使用和销售，不得向行政区外转销。”
　　为了又快又多地利用政策，完成原始积累，雷宇和他的部属们很自然地想到了汽车。当时雷宇的算盘是，“进口1.3万辆转卖到内地，赚两个亿就行了。”
　　出乎他预料的是，闸门一开，事态迅速地变得不可收拾。弄到一张批文，倒卖一辆汽车就可以赚个上万元，这对于海南人来说，无疑是在家门口挖到了一口大油井。一时间，全岛陷入疯魔，人人争跑批文，个个倒卖汽车。在1984年上半年，海南的进口汽车才两千多辆，到7月份，区政府一下子批准了1.3万辆汽车进口，比上半年的月平均数高出36倍。仅半年，全岛便出现了872家公司，个个直奔汽车而去。甚至部队也参与了运车出岛的大行动，海军动用军舰，以调防名义，把汽车全部换上军用车牌，到湛江卸船后，把军用车牌拆下，拿回海南继续运第二批。
　　那是一个酷热难当的夏天，汽车像潮水般涌进海南岛，全部停在海口市内外，密密层层，一望无际，在阳光下五彩缤纷，闪闪发亮，形成了一个蔚为壮观的场景。工商局积极为来自全国各地的买家办理“罚款放行”手续，只消罚款四五千元，盖上一枚公章，这辆汽车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装船出岛了。在这中间，贪污、行贿、受贿、套汇，所有作奸犯科的活动均在阳光下公然进行。事后清查，在短短半年里，海南一共签了8.9万辆汽车进口的放行批文，对外订货7万多辆，已经开出信用证5万多辆。进口用汇总额，高达3亿美元。

　　9月，海南大量进口汽车引起中央关注，国务院派人前来调查，雷宇的上报材料与实际情况大有出入：“一、海南进口的所有汽车，都是在岛内销售的。二、目前已经到货的车，不足1.5万辆。三、海南对进口物资的管理，十分严格，一律不准出岛，违者要受处分。”就在雷宇上报这份材料的同时，成千上万的日本汽车，正在海口市的港口源源卸下。11月25日，雷宇在一份致国务院特区办的电报中仍称，“到目前为止，海南岛进口的汽车全部都是在岛内销售的”。
　　汽车并不是钻石，成千上万的进口、出岛，却让全天下的人都视若无物，这未免太过猖狂，到年底，国务院特区办已经不再相信海南的报告。12月，雷宇被召到广州，省政府明确命令他停止汽车进口。至此，狂潮才戛然消歇。1985年初，由中纪委、中央军委、国家审计署等机构102人组成的庞大调查组，进驻海南。不久后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在一年时间里，海南非法高价从全国21个省市、及中央15个单位炒买外汇5.7亿美元，各公司用于进口的贷款累计42.1亿元，比1984年海南工农业总产值还多10亿元。除了汽车之外，还进口了286万台电视机、25.2万台录像机。

　　雷宇被撤职，后转任广东一个农业县的副书记。从被降职的那一天起，他就成了改革的“英雄”，在很多时候，他常常与客死海南的明朝清官海瑞一起被相提并论。1996年，当他61岁的时候，从广西自治区副主席的职位上主动退下来，并声称回家侍奉九旬老母亲，由此再成新闻人物，一时颇受社会舆论的同情。
　　在客观上，海南汽车事件让封闭落后的海南一跃而成为开放的前沿，一向羞于商品交易的海南人如同经历了一场刻骨的金钱教育。1980年代后期兴起的“海南热”与此大有关系。
　　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雷宇之所以如此大胆，与当时改革派急于求变的心态是分不开的。他到海南到任之际，曾有中央领导说，中央和广东省对海南岛要无为而治，最起码三年内一不要打棍子，二不要给“绳子”。邓小平南巡后，更有领导鼓励说，你在海南岛工作，胆子大一点，怎么快你就怎么搞。
　　从个人品德而言，雷宇是共和国难得的能吏和清官，他为人刚正不阿，敢于抗上直言，行事霹雳，思路清晰，官声之佳，有悠悠众口为证。他在任职期间，努力于肃清文革后遗症，将岛上的所有“右派”都平反了，让海南成了一个“无右岛”，他有亲自处理人民来信的习惯，三年里，亲手批复了5000多封写给他的人民来信。在“汽车事件”的事后清查中发现，雷宇个人在热潮中从未倒过一辆汽车，没有受贿一分钱。也正因此，他在其后十余年，一直受人敬重和同情，在民间流传为一个侠客式的清官。

　　然而，从制度的角度看，海南事件无疑是开了一个极恶劣的先例。它使得中国的经济变革逐渐滑向对制度的肆意穿越，法律形同虚设。任何行为以改革之名，都可以对现有的制度进行创造性破坏，这种做法一直得到默许和宽容。在很多时候，人们对制度的漠视与背叛甚至在道德心理上竟变得高尚起来，其后果则是整个社会环境日渐灰色化，制度和道德底线被轻易击穿。
　　社会舆论对雷宇的评价，最生动地体现出中国改革过程中的观念紊乱和制度悖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官员和企业家们的经济行为的法律判断一直非常迷乱，甚至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阶段性，最终，只好落到其本人有没有“受贿”这个具体的细节上。殊不知，一个官员的决策行为或企业家的商业活动是否违法，与其个人有否受贿，两者之间根本没有必然的关联。
　　对于海南汽车走私事件，雷宇个人的观点非常独特，2004年3月，他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陆幸生的采访时说：对于“海南汽车事件”的错误，只有一个，那就是政府批准进来的汽车，“政府得益不多，都流散到社会上去了”——当时的海南行政区政府过于让利于民。
　　这是事件观察的另一个角度。换言之，如果政府得益很多，便可以视制度与法律于无顾吗？在这种逻辑之下，政府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和特定资本的拥有者，其争利于民的角色便显得非常的鲜明了。
　　雷宇晚年定居广州，1999年，有记者登门采访时看到，午饭之后，他与99岁的老母亲一起参禅入定，宛若老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