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次，我凝神屏气在树上等候猎物经过，可我却睡着了，背朝地从十英尺高的树上掉下来。那一摔，好像把我肺里的每一丝气体都从身体里挤压了出来，我拼命挣扎着，呼气，吸气，呼气，吸气……
　　而此时，我的感觉正是如此，我试图回忆怎样呼吸，我说不出话来，这个名字在我的脑子里回荡着，我完全被震蒙了，身体瘫软，一阵晕眩，这时一个“夹缝地带”的男孩子赶紧扶住了我。
　　一定是哪里弄错了，这不可能。波丽姆的名字可是夹在上千的纸条里啊！她被抽中的可能性那么小，我甚至不用去担心。我不是已为她做了一切？我领食品券，不愿让她遭遇同样的事？一张纸条，上千张纸条中的一张。她被抽中的几率很小啊。可这都没用。
　　远处，人群中传来不满的低语，像以往一样大家认为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被抽中有失公平。这时我看到了波丽姆从我身旁走过，脸上没有一丝血色，紧握的双拳垂在身体两侧，她身体僵直，步履艰难，走向台子。我看到她的衬衫又松了，像鸭尾一样从裙子里耷拉出来。正是这个不引人注目的细微之处，才使我猛然间回过神来。
　　“波丽姆！”我用沙哑的声音喊着，胳膊腿能听我使唤了。“波丽姆！”不需要在人群中挤，其他的孩子已经给我让出一条道，直通到台子。波丽姆刚要上台时，我追上了她，手臂一挥，把她推到身后。
　　“我要做志愿者！”我喘着粗气说，“我自愿做‘贡品’！”
　　台上有些混乱。十二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志愿者，这项规定都快被遗忘了。按规定，如果一个孩子，无论男孩或女孩，名字被抽到，另一个候选男孩或女孩可以代替他或她。在另外一些区，在收获节仪式上被选中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有不少人甘愿为此冒生命危险，自愿参赛的程序非常复杂。可在十二区，“贡品”跟“尸体”几乎是同义词，志愿者也因而绝迹。
　　“太好了！”艾菲·特琳奇说道，“可我认为，介绍完抽中者，又出现了志愿者，这有点小小的问题。可如果真有人自愿，那我们……唔……”她的话音停止了，自己对此也不太肯定。
　　“这有什么关系吗？”市长说。他看着我，脸上带着痛苦的表情。他不大认识我，也许只是隐隐约约知道一点。我是那个卖草莓的女孩，他女儿也许偶尔提起过我。五年前，这个女孩与她的妈妈和妹妹依偎在一起出现在他的面前，他把这个家中的长女介绍给大家，并颁发给她一枚勇敢者奖章，这枚奖章是奖励给她的爸爸——那个在矿难中被炸死的人。他记起这些了吗？
　　“有什么问题吗？”他又粗声问道，“让她到前边来。”
　　波丽姆在我身后歇斯底里地喊叫着。她用那瘦瘦的胳膊像钳子似的抱着我，“不，凯特尼斯！不，你不能去！”
　　“波丽姆，放开我。”我厉声说道。她这么做让我很难过，我不想哭。仪式当晚播放的节目中，每个人都会看到我的泪水，我会被认定为容易打败的目标，显露出人性脆弱的一面，我不会让任何人得到这种满足。“放开！”
　　我觉得身后有人在拽她。我回头一看，盖尔已经把她提溜起来，她还在挥动着手臂。“你去吧，猫薄荷。”他说，强忍住不让自己的声音颤抖。他把波丽姆抱到妈妈那里，我乘此机会爬上台子。
　　“啊，真是太棒了！”艾菲·特琳奇大声说道，“这正是饥饿游戏的精神！”她很高兴终于在一个区发生了一点特别的事。
　　“你叫什么名字？”
　　我忍住内心的紧张。“凯特尼斯·伊夫迪恩。”我说。
　　“那个女孩一定是你的妹妹吧。不想让她夺走所有的名誉，对吧？来吧，各位，让我们给最新产生的‘贡品’以最热烈的掌声！”艾菲·特琳奇用激动的声音说道。
　　出于对十二区永久名誉的维护，没有一个人鼓掌，甚至连那些平常对人最漠不关心的赌徒都没有鼓掌。或许他们在黑市认识了我，或许认识我爸爸，或许见过帕莱——那个人见人爱的女孩。此时，没有掌声，我只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人们以最大胆的方式表达着内心的不满。台下一片寂静。这表明他们不同意，也不会宽恕凯匹特人的所作所为。这一切都是错的。

　　这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至少我没有想到，因为我觉得十二区是一个不会给我关爱的地方。但从我踏上台子的那一刻起，变化就发生了，此刻，我成了备受珍爱的人。开始是一个人，然后又一个，最后几乎所有的人都举起左手，他们将中间三个手指放在嘴唇上，之后又指向我。这是我们区古老的手势，它已经很少使用了，只有在葬礼上才会偶尔见到。它意味着感谢、意味着崇敬、意味着向所爱的人说再见。
　　这回我真的要哭出来了，但幸好黑密斯此时跌跌撞撞地走过来，向我表示祝贺。
　　“你瞧，你瞧她有多棒！”他大声喊着，用一只胳膊搂住我的臂膀，他的块头可真不小。“我喜欢她！”他满口酒气，看来好久没洗澡了，浑身散发出臭味。
　　“她太有……”他一时想不起合适的词语，“胆量了。”他不无夸张地说道，“她比你强！”
　　他松开我冲向前台，指着一台摄像机大喊：“她比你强！”
　　他是在对观众讲话，还是趁醉奚落凯匹特？我永远不得而知。他刚要再张嘴说话时，就一头栽到台下，摔得不省人事。
　　他确实令人作呕，可我也应感谢他。每台摄像机都兴冲冲地把镜头对准他，我正好省得用我沙哑的小嗓门发话了，也趁机镇静下来。我把手放在身后，眺望着远处。我看到了今早和盖尔一起爬过的小山。霎时，我心中产生了一种渴望……离开这里……到山林里去……但是，我知道我没有跑是对的，否则谁又会为波丽姆去当志愿者呢？
　　黑密斯被放在担架上飞速抬走了，艾菲·特琳奇再次转起了玻璃球。
　　“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一天啊！”她一边理着明显歪到右边的假发，一边娇声地说着，“但更令人激动的时刻到了，我们的男‘贡品’即将产生！”
　　显然为了让她松弛的假发保持原位，她用一只手扶着头发，另一只手伸到放男孩名单的玻璃球里。她把摸到的第一个纸条拿了出来，之后快速走回讲席台，念出了名字，我甚至没有时间为盖尔祈祷。
　　“皮塔·麦拉克。”
　　皮塔·麦拉克！
　　“噢，不，”我想，“不要是他。”我虽然没跟他说过话，但我知道这个名字，皮塔·麦拉克。
　　不，今天的形势对我不利。
　　他走上台来，我看着他。中等身材、健壮结实、浅黄色的头发垂在前额。这一刻带给他的震动仍写在他的脸上，看得出他在竭尽全力保持镇静，但他蓝色的眼睛里还是透着惊恐不安，这样子我在捕猎时经常看到。他强装镇定，走上台子，站在自己的位置上。
　　艾菲·特琳奇问是否有志愿者，但无人走向前来。
　　他有两个哥哥，我知道，我在面包皮房见过他们，但其中一个哥哥也远远超过做志愿者的年龄，另一个不情愿。这是通常的情况。多数人在收获节仪式上为家人所做的牺牲到此为止。我是特例。
　　市长开始读那冗长乏味的《叛逆者条约》——这是硬性要求，但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为什么选中他？”我想。我试图说服自己这没什么关系。皮塔·麦拉克和我并不是朋友，甚至算不上邻居。我们没有说过话，真正的接触是在几年前。他也许已经忘了，可我没忘，而且我知道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那是在我们的日子过得最艰难的时候，爸爸三个月前在矿难中去世了，那是在一月份，也是我有生之年遇到的最寒冷的一个月。失去他后的麻木感已过去了，代之而起的是时时涌起的痛楚，这痛楚以加倍的力量袭击我，使我常难以抑制地哭泣。“你在哪儿啊？”我的心在流泪，“你到哪儿去了？”然而，我永远得不到回答。
　　区里给了我们一点钱作为对他死亡的赔偿，这些钱够我们花一个月的。在这个月里，我们一直担心妈妈什么时候才会出去找工作，可她什么也没做，她只是整日坐在椅子里，多数时候盖着毯子蜷缩在床上，眼睛茫然地望着远方。有时，她也会动一动，好像要办什么急事，可最终又陷入原来的状态。无论波丽姆怎样哀求也无法打动她。
　　我感到很恐惧，我想妈妈已经被囚禁在哀愁的黑暗世界里，当时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不仅失去了爸爸，也失去了妈妈。那时我十一岁，波丽姆只有七岁，我便挑起了家庭的重担，我别无选择。我把吃的从市场买回来，尽量做得好吃些，我也竭尽全力让自己和波丽姆的样子还能见人，因为如果有人知道妈妈不能再照顾我们了，区里就会有人把我们从她那儿带走，送到社区福利院。

　　我在学校里经常能看到福利院的孩子。他们的痛苦哀愁、脸上印着愤怒的掌痕、因绝望而佝偻着身躯，这一切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永远都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在波丽姆的身上。
　　波丽姆是那样的娇小而乖巧，只要我哭，她也会不明不白地跟着哭起来；我们上学前，她总会给妈妈梳好头、编好辫子；她还常去擦干净爸爸的刮胡镜，因为他讨厌“夹缝地带”满天飞的灰尘。可在福利院，她会像虫子一样被踩死。所以家里再困难，我仍保守着秘密。
　　钱慢慢花完了，我们也快要饿死了。没有别的办法，我对自己说只要能坚持到五月，只要到五月八号，我就满十二岁了，就可以拿到食品券，得到珍贵的谷物和油，也就可以养活我们自己了。只不过距离五月八号还有几个星期，到那时我们肯定已经饿死了。
　　挨饿在十二区是家常便饭。谁没见过那些挨饿的人？没法干活的老人、姊妹众多无力养活的孩子、在矿上受伤的人，他们被迫流落街头。不知哪天，坐靠在墙边，身体已经僵直，或者躺在“牧场”死去。常有人家传来嚎啕的哭声。那些治安警会来收尸，他们谎称这些人得了流感、传染病或者肺炎。饥饿永远不会是官方承认的死因，可这欺骗不了任何人。
　　我在一个婬雨绵绵、冷风刺骨的下午遇到了皮塔·麦拉克，那时我去公共集市，想拿波丽姆的一些破旧的婴儿服换点吃的，可我的东西无人问津。尽管以前跟爸爸一起去过几次矿井附近，可独自一人来到这满地石子、荒蛮崎岖的地方仍感到很害怕。我身上穿着爸爸的猎装，雨水已把它完全打湿，我感到彻骨的寒冷。三天来，我们只喝热水，吃一点我在橱柜角找到的干冷的薄荷叶。集市闭市的时候，我冻得浑身发抖，衣服包皮裹也掉在泥地里。我不敢去捡，怕一头栽到地上就再也起不来了。再说，反正那些衣服也没人要。
　　我不能回家，回去面对妈妈直勾勾的眼神和妹妹深陷的脸颊、干裂的嘴唇；我不能踏进那屋门，屋子里冒着呛人的黑烟，家里的煤用完了，我只能从林子边捡些湿柴火用。我已全然无望！
　　我在商店后边泥地里踽踽独行。这些商店把东西卖给城里最有钱的人，商人就住在楼上，我实际上是在他们的后院走。我记得当时的花园还没种上春季植物，有一两只羊被圈在圈里，一只湿淋淋的狗弓着背被绑在柱子上。
　　任何偷盗行为在十二区都是被禁止的，偷盗者会被处死。我脑中突然闪过这样的念头，也许在垃圾里可以找到点吃的，这没人管。也许在肉铺能找到些剩骨头，或者在杂货店找到些烂菜，没人会吃这些东西，但我家人已经饿极了，她们可以吃。可真不走运，垃圾桶刚倒光。
　　经过面包皮房时，刚出炉的面包皮散发出诱人的香味，使我一阵晕眩。烤炉就在后院，金色的火苗散发出浓浓的暖意，涌出敞开的厨房门外，一股暖流和面包皮的香味掠过，我像是受到催眠，迷糊晕眩；可阴冷的湿雨像冰凉的手指，打在我的脸上，迫使我恢复了意识。我掀开垃圾桶的盖子，里面空空如也，太无情了。
　　这时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冲我尖叫起来，我抬起头，看到面包皮师的老婆在冲我喊，叫我赶快走开，不然就叫治安警来，她还说看到“夹缝地带”的野孩子在她家的垃圾桶里乱扒真让她恶心。这些粗话一声声地敲打着我，可我却无力反抗。我小心翼翼地把垃圾桶的盖子盖上，一边向后退，这时我看到了他，一个金黄头发的小男孩从他妈妈的背后探出头看着我。我在学校见过他，他和我同年级，可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他经常和城里的洋孩子在一起，我又怎么可能知道他叫什么呢？这时，他妈妈回到面包皮房，嘴里还在嘟囔着。我朝他家的猪圈后走去，到猪圈另一侧的一棵老苹果树下，无力地靠在树干上，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我。一想到要空手而归，我突然坚持不住了，膝盖酸软，颓然瘫倒在树下。实在承受不了了，我太疲倦、太虚弱、太难受了。“让他们去叫治安警，把我送到福利院吧。”我想，“或者干脆让我死在这儿，死在这雨里。”

　　这时，面包皮房里一阵嘈杂，我听到那个女人又叫了起来，还隐约听到了打骂声，我正在纳闷发生了什么事，却听到有人从泥地里朝我走来。我暗想：“这一定是她，她要拿棍子把我赶走。”可来的人不是她，是那个男孩，他的臂弯里抱着两大块面包皮，面包皮准是掉到了火里，外皮被烧得焦黑。
　　他的妈妈仍在喊着：“拿去喂猪，你这蠢货，体面的客人才不会买这烧焦的面包皮！”
　　他开始把煳面包皮大块大块地撕下来，扔到猪槽里。面包皮店前门脸的铃铛响起来，他妈妈赶紧跑过去支应客人。
　　那男孩再也没朝我这边看一眼，可我却在死死地盯着他，是因为他手里的面包皮和脸上的伤痕。她用什么东西打的他呀？
　　我的父母从没打过我，我甚至不能想象他们打我。男孩又朝面包皮店看了一眼，好像要确认一下是否有人，他的注意力又回到猪的身上，接着朝我这边扔了一大块面包皮，很快又扔了另一块，他的这个动作很麻利。之后他又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回面包皮房，关上了身后的厨房门。
　　我看着面包皮，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面包皮太好了，除了有点煳，它完美无比。他是让我拿的吗？准是。面包皮就扔在我的脚下。趁着没人看见我赶快把面包皮塞进衣服里，把衣服在身上使劲裹了裹，赶快走开了。面包皮的热气烫着我的皮肤，我裹得益发紧了，我把这命根子紧紧搂在怀里。
　　我赶到家的时候，面包皮已有些凉了，可里面还是热的。我把面包皮放在桌子上，波丽姆伸手上来要撕掉一块。可我让她坐下，等妈妈一起来。我倒了热茶，刮掉煳了的地方，然后把面包皮切成片。我们一片一片，吃掉了整个面包皮。这面包皮太好吃了，里面撒满了葡萄干和果仁。
　　我脱下衣服慢慢在火边烤干，爬进被窝，坠人了甜甜的梦乡。第二天，回想起这事时，我突然觉得也许那男孩是故意把面包皮烧焦的。他明知自己会挨罚，却把面包皮掉到火里，然后拿给我。可我觉得这么想也许不对。面包皮应该是不小心掉到火里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甚至都不认识我。
　　可就算这样，给我面包皮也是一片好意，被发现了肯定会挨打的。我无法解释他的行为。
　　我们吃了点面包皮片就上学去了。春天好像一夜之间就到来了。暖暖的风，白白的云。在学校大厅，我和那个男孩擦肩而过，他的脸已经肿起来了，眼眶是黑的。他和他的朋友在一起，并没有注意到我。可下午当我接上波丽姆准备回家时，却看到他在操场对面看着我。我们的目光只相遇了一秒钟，然后他迅速扭过头去。我也窘迫地垂下了眼帘。就在那一刻，我看到了春天的第一朵蒲公英。我思绪飞扬，想起了和爸爸一起在林子里度过的时光，突然灵机一动，找到了让我们活下去的好办法。
　　直到今天，我仍无法忘却对这个男孩的感念。皮塔·麦拉克，他给了我们面包皮和希望；蒲公英，提醒我们还没有死亡。在学校的走廊里，我不止一次地见过他，我们目光的交错也不过是一闪而过。我觉得亏欠他什么，而我不喜欢欠别人的。如果我以某种方式谢过了他，现在心里也就不会这么矛盾了。我确实也想过一两次，可机会总是没出现。而现在，我再也没有机会了。我们即将被投入竞技场，决一死战。我怎样在那种地方向他致谢呢？不管怎么说，割断他的喉咙和以诚相待是相背离的啊。
　　市长沉闷的讲话终于结束了，他示意我和皮塔握手。他的手结实而温暖，就像那面包皮。他直视我的眼睛，握住我的手。他握得很紧，在我看来这也许表明他很坚定，可也许只是紧张地抽搐。继而我们转身面对观众，帕纳姆国歌响起。
　　“好吧，”我想，“我们共二十四个人。很可能在我杀他前，别人就已经把他杀死了。”
　　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这种几率也不十分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