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深夜，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为自己告诉桑普森这件事而感到有些惴惴不安，但我觉得自己别无选择。约翰也是我的家人，就这么简单。而且，也许我太累了，因为我们已经连续好几天都每天工作18到20个小时。也许我已经感受到了压力。“野狼”还在幕后策划着一起接一起的灾难，可却没人知道赎金的事已经进展得如何了。每个人的神经都开始烦躁起来，包括我。现在，我们已经过了交款的最后期限12个小时。
　　还有其他的问题也在折磨着我的大脑。谋杀和残害那栋三层楼里的女尸的人会是谢弗吗？我几乎可以肯定就是他，这一点桑普森也同意。可他为什么还要在这个时候如此残忍地杀害那个女孩呢？为什么要冒这个险？我不想就这么简单地把这个女尸被遗弃在距我家不到两英里的地方看作是一种巧合。
　　天已经很晚了，我还想喝点什么，什么都行，可我无法将这件事置之脑后。我开着车飞驰在几乎空无一人的大街上，希望自己能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开车上。但这法子也没什么用。
　　我把车开上了家门前的车道，在车里坐了几分钟。我想在进家门前清清脑子。还有事要做。我得给贾米拉打个电话——她那边现在才十一点。我觉得自己的脑袋快要爆炸了。这种感觉我曾经有过：上次“鼬鼠”在华盛顿肆无忌惮地杀人时，我就有过这种感觉。只是这次的感觉比上次更糟。
　　终于，我迈着沉重的步伐走进了家门。经过摆放在门廊里的旧钢琴时，我真想坐下来弹上一曲。一首小布鲁斯？百老汇歌曲？在凌晨两点？当然，为什么不呢？反正我也睡不着。
　　电话响了起来，我跑过去接。噢，上帝，是谁呀？
　　我一把抓起厨房冰箱旁边的电话。
　　“你好，克罗斯。”
　　没声。
　　然后，电话就被挂断了。
　　几秒钟后，电话又响了。没等铃声第二次响起，我就拿起了电话。
　　又挂了。
　　接着，又是一次。
　　我把听筒摘下来，塞进橱台上奶奶的烤箱手套里，盖住盲音。
　　一个声音从我背后传来。
　　我迅速地转过身。
　　身高只有五英尺、体重却有95磅的奶奶正站在厨房门口。她那双棕色的眼睛里快要冒出火花了。
　　“怎么了，亚历克斯？你在干什么？”她问，“怎么回事？谁这么晚了还打来电话？”
　　我在厨房的桌边坐下，喝了些茶，把能够倾诉的话一股脑儿都倒给了奶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