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过去三十年里最畅销的35毫米相机。”她用略带责备的语气说道，“不过外观上不怎么好看。太丑了。看上去像块砖头。这么说你想当摄影师？我是说等你长大了。你妈说你想。”
　　我转过身。“妈妈告诉你的？”
　　“怎么了？”
　　我耸耸肩。妈妈和萨丽娅连这种事都谈，真让我难堪。我不清楚她是怎么说的。她会打开自己的武器库，挥起唇枪，舞动舌剑，一本正经，却语带嘲笑，就像她谈起那些怪事、糗事时一样。她会你在眼皮底下剁碎你的雄心壮志。马科斯想走天下，用镜头拍遍地球。
　　萨丽娅坐在人行道上，拉起裙子，盖住膝盖。这是个大热天，阳光好像长了尖牙，啃噬着皮肤。几乎没人出门走动，街上只有一对老两口儿，迈着僵硬的步子蹒跚而过。老头儿大概叫德米斯什么的，戴着灰色前进帽，穿棕色的花呢夹克，对这个季节来说，显然太过厚重。我记得他脸上带着一副目瞪口呆的表情，有些老年人就是这个样子，好像一成不变地受着怪异发现的惊吓，殊不知这就是衰老，直到多年以后进了医学院，我才怀疑他得了帕金森氏症。他们经过的时候招手致意，我也摆手还礼。我看见他们注意到了萨丽娅，步子突然停了一下，旋即继续前行。
　　“你有照相机吗？”萨丽娅问。
　　“没有。”
　　“你拍过照片吗？”
　　“没有。”
　　“那你还想当摄影师？”
　　“你觉得奇怪？”
　　“有点儿。”
　　“那我要是说我想当警察，你也觉得奇怪吗？就因为我从来没给人家戴过手铐？”
　　她的目光变得柔和了，我看得出，如果她能，她一定在笑。“所以你是个聪明的蠢货。”她说，“给你个建议：别当着我妈的面提这相机，要不然她一定会给你买下来。她正急着讨你的好呢。”手帕上了脸，又下来了。“可我觉得奥德丽娅不会同意。我猜你也知道。”

　　我既感到惊奇，同时又有点儿不安，这么短的时间，她怎么能看出这么多东西。我想，也许是因为有那个面罩，因为有掩盖的优势，也就有了警醒、观察和细看的自由。
　　“她可能会让你把它还回去。”
　　我叹了口气。她说得没错。妈妈不会接受这样简单的补偿，如果牵涉到钱，那就更不可能了。
　　萨丽娅站起身，拍拍屁股上的土。“我问你，你家里有没有盒子？”
　　玛达丽娜和妈妈在厨房喝着葡萄酒，我和萨丽娅上了楼，用黑色记号笔涂鞋盒。鞋盒是玛达丽娜的，装着一双酸橙绿色的高跟鞋，鞋是新的，仍然包皮着棉纸。
　　“她打算穿这种鞋去哪儿？”我问。
　　我能听到玛达丽娜在楼下，谈着她上过的表演课，老师要求她做练习，让她假装自己是蜥蜴，一动不动地趴在石头上。接着便是一串笑声——她的笑声。
　　我们涂完了第二道，萨丽娅说还得再涂第三道，确保任何小地方都不会漏掉。黑色必须均匀，做到天衣无缝。
　　“照相机就是这样的，”她说，“一个黑盒子，上面有个眼儿，让光线进来，再拿东西来吸收光线。把针给我。”
　　我把妈妈的一根缝衣针递给她。至少可以说，我对这架自制相机的前景，对它到底能拍出什么，是心存怀疑的，就凭一个鞋盒子，加一根针？可是萨丽娅一头扎进了这个项目，带着如此之强的信念和自我肯定的信心，那我也不得不留出点儿余地，万一这玩意儿能用呢？她弄得我在心里想，她知道我不知道的东西。
　　“我已经计算过了。”她说，小心翼翼地拿针扎着鞋盒，“没有透镜，咱们就不能在小的这一面上扎眼儿，这盒子太长了。不过宽度刚刚好。关键是扎出来的针孔要尺寸正确。我算的是0.6毫米，大概吧。行了。现在咱们要做个快门。”

　　在楼下，玛达丽娜一度压低了声音，变成了急切的低语。现在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可我听得出来，她讲话的速度慢下来了，吐字也清楚了，我能想像她现在身体前倾，胳膊肘放在腿上，目光直视，眼睛眨都不眨。经过了这么多年，我已经熟悉了这种腔调。人们这样讲话时，很可能是在透露、揭发、坦白着某种灾难性的事情，恳求着倾听者。军队伤亡通知小组敲门时，律师向客户兜售辩诉交易的好处时，警察在凌晨三点截停汽车时，还有偷情的丈夫，常常采用这种腔调。而我自己在喀布尔的医院里又用过多少次呢？有多少次我把家属领进安静的房间，请他们落座，给自己拉过一把椅子，强打起向家属通报的精神，畏惧着即将开始的谈话？
　　“她在谈安德烈亚斯。”萨丽娅不动声色地说，“我敢保证她在谈他。他们大吵了一架。把胶带和剪刀递给我。”
　　“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是说除了很有钱以外？”
　　“谁，安德烈亚斯吗？他挺好的。他经常出差。在家的时候就总有人过来。很重要的人——部长啊，将军啊什么的。他们在壁炉边上喝酒，一谈就是一个晚上，谈的主要是生意和政治。我在自己的房间里都能听到。安德烈亚斯有客人的时候，我是应该待在楼上的。我不该下去。可他给我买东西。他花钱请了家庭教师，到家里上课。他和我说起话来也蛮和善的。”
　　她把一片四四方方、已经涂成黑色的纸板盖到针孔上，拿胶带粘好。
　　楼下没什么动静了。我在心里编排起了剧情。玛达丽娜无声地哭着，心不在焉地把玩着手绢，好像那是一块培乐多彩泥，妈妈没怎么管她，干看着，脸上带着一丝苦笑，好像舌头底下有什么酸酸的东西正在化开。妈妈受不了别人在她面前哭哭啼啼。她看不得人家的肿眼泡，也看不得那不加掩饰、恳求的脸。她把哭看成软弱的标志，一种对他人关切的炫目恳求，而她是不会让你得到满足的。她不可能去安慰你。渐渐长大之后，我才领悟到这并不是她最主要的目的。她认为悲哀应该是私密的，不该拿出来炫耀。我小的时候，有一次问她，我父亲坠崖身亡时，她有没有哭过。

　　在葬礼上。我是说下葬的时候。
　　没有。我没有。
　　因为你不伤心？
　　因为我伤不伤心不关别人的事。
　　要是我死了，你会哭吗，妈妈？
　　但愿我们永远也不必知道答案。她说。
　　萨丽娅拿起那包皮相纸，对我说：“带上手电筒。”
　　我们钻进了妈妈的壁橱，轻手轻脚地把门关好，门下面用毛巾塞住，挡住所有的光。等到周围一片漆黑，萨丽娅便叫我打开手电筒，我们事先已经用好几层红色的玻璃纸把它包皮好了。微光之下，我看不见萨丽娅，只能看到她用细长的手指剪下一张相纸，把它铺到鞋盒里面，正对着针孔的方向。相纸是前一天我们从鲁索斯先生的店里买的。我们走到柜台边上，鲁索斯先生从眼镜上方打量了一番萨丽娅，然后问：这是要打劫吗？萨丽娅用食指对着他，然后竖起大拇指，好像在扳动手枪的击锤。
　　萨丽娅把鞋盒的盖子盖好，用快门挡住针孔。她在黑暗中说道：“明天，你来拍你职业生涯中的第一张照片。”我真听不出她是不是在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