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欣幸有机会看到许许多多的“官”：大的，小的，老的，少的，肥的，瘦的，南的，北的，形形色色，各人有自己的一份“丰采”。仍是，当你看得深一点，换言之，就是不仅仅以貌取人的时候，你就会恍然悟到一个真理：他们是一样的，完完全全的一样，像从一个模子里“磕”出来的。他们有同样的“腰”，他们的“腰”是两用的，在上司面前则鞠躬如也，到了自己居于上司地位时，则挺得笔直，显得有威可畏，尊严而伟大。他们有同样的“脸”，他们的“脸”像六月的天空，变幻不居，有时，温馨晴朗，笑云飘忽；有时阴霾深黑，若狂风暴雨之将至，这全得看对着什么人，在什么样的场合。他们有同样的“腿”，他们的“腿”非常之长，奔走上官，一趟又一趟；结交同僚，往返如风，从来不知道疲乏。但当卑微的人们来求见，或穷困的亲友来有所告贷时，则往往迟疑又迟疑，迟疑又迟疑，最后才拖着两条像刚刚长途跋涉过来的“腿”，慢悠悠的走出来。“口将言而嗫嚅，足将进而趑趄”，这是一副样相；对象不同了，则又换上另一副英雄面具：叱咤，怒骂、为了助—助声势，无妨大拍几下桌子，然后方方正正的落坐在沙发上，带一点余愠，鉴赏部属们那份觳觫的可怜相。

　　干什么的就得有干什么的那一套，做官的就得有个官样子。在前清，做了官，就得迈“四方步”，开“厅房腔”，这一套不练习好，官味就不够，官做得再好，总不能不算是缺陷的美。于今时代虽然不同了，但这一套也还没有落伍，“厅房腔”进化成了新式“官腔”，因为“官”要是和平常人一样的说“人”话，打“人腔”，就失其所以为“官”了。“四方步”，因为没有粉底靴，迈起来不大方便，但官总是有官的步子，疾徐中节，恰合身份。此外类如：会客要按时间，志在寸阴必惜；开会必迟到早退．表示公务繁忙；非要来会的友人，以不在为名，请他多跑几趟，证明无暇及私。在办公室里，庄严肃穆，不苟言笑，—劲在如山的公文上唰唰的划着“行”字，表现为国劬劳的伟大牺牲精神，等等。
　　中国的官，向来有所谓“官箴”的，如果把这“官箴”一条条详细排列起来，足以成一本书，至少可以作成一张挂表，悬诸案头。我们现在就举其荦荦大者来赏识一下吧。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官是人民的公仆。”盂老夫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民为贵，君为轻”的话，于今是“中华民国”，人民更是国家的“主人翁”了，何况，又到了所谓“人民的世纪”，这还有什么可说的？但是，话虽如此说，说起来也很堂皇动听，而事实却有点“不然”，而至于“大谬不然”，而甚至于“大谬不然”得叫人“糊涂”，而甚甚至于叫人“糊涂”得不可“开交”！人民既然是“主人”了，为什么从来没听说过这“主人”拿起鞭子来向一些失职的、渎职的、贪赃枉法的“公仆”的身上抽过一次？正正相反，太阿倒持，“主人”被强捐、被勒索、被拉丁、被侮辱、被抽打、被砍头的时候，倒年年有，月月有，日日有，时时有。

　　难道：只有在完粮纳税的场合上，在供驱使，供利用的场合上，在被假借名义的场合上，人民才是“主人”吗？
　　到底是“官”为贵呢？还是“民”为贵？我糊涂了三十五年，就是到了今天，我依然在糊涂中。
　　第二条应该轮到“清廉”了。“文不爱钱，武不惜死，”这是主人对文武“公仆”，“公仆”对自己，最低限度的要求了。打“国仗”打了八年多，不惜死的武官─—将军，不能说没有，然而没有弃城失地的多。而真真死了的，倒是小兵们，小兵就是“主人”穿上了军装。文官，清廉的也许有，但我没有见过；因赈灾救济而暴富的，则所在多有，因贪污在报纸上广播“臭名”的则多如牛毛─—大而至于署长，小而至于押运员，仓库管理员。“清廉”是名，“贪污”是实，名实之不相符，已经是自古而然了。官是直接或间接（包皮皮括请客费，活动费，送礼费）用钱弄到手的，这样年头，官，也不过“五日京兆”，不赶快狠狠的捞一下子，就要折血本了。捞的技巧高的，还可以得奖，升官；就是不幸被发觉了，顶顶厉害的大贪污案，一审再审，一判再判，起死回生，结果也不过是一个“无期徒刑”。“无期徒刑”也可以翻译做“长期休养”，过一些时候，一年二年，也许三载五载，便会落得身广体胖，精神焕发，重新走进自由世界里来，大活动而特活动起来。

　　第三条；为国家选人才，这些“人才”全是从亲戚朋友圈子里提拔出来的。你要是问：这个圈子以外就没有一个“人才”吗？他可以回答你“那我全不认识呀！”如此，“奴才”变成了“人才”，而真正“人才”便永远被埋没在无缘的角落里了。
　　第四条：奉公守法，第五条：勤俭服务，第六条：负责任，第七条……唔，还是不再一条一条的排下去吧。总之，所讲的恰恰不是所做的，所做的恰恰不是所讲的，岂止不是，而且，还不折不扣来一个正正相反呢。
　　呜呼，这就是所谓“官”者是也。
　　1945年于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