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编完了这一期，已经是午夜时分，窗外一片墨黑，对着纸笔和菜油灯，我只听见自己的呼吸和桌面摆着的表滴嗒的响声，这是太平常的情景，不知怎的，今天却是很自然地想起了时间，想到时间没有一刹那不在占据着一切存在，一切变化，以及我们的生活。
　　以《野草》说，它生存了的两年中，就没有一个时候不是和时间结合而存在着。从现在阴霾然而煦暖的初冬回想两年前秋风秋雨的日子，好像还是昨天的事情；但，这之间地球每天在转，气候每一刻在变迁，旧事物不断在毁亡，新事物不断在萌长……凡真正活着的人，有谁不像觉着自身血液奔流一般觉着这一切在勃动，因而感到生之力量呢？为了活，忝为恳植人的我看见这棵草两年来伸展它的根须，在干漠的地带透入泥土深层吸收那稀薄的水份，在长久渴待霖雨的月日里，它欣向于原野上每晚夜雾的降临。和大地上激越的变动比起来，一棵草的生长几等于静止吧，但，处黑夜中，没有忘怀夜的恩泽，在猛烈的风暴下，不曾放弃每一分每一秒救生之倔强，这不就是同时代的脉博一同在跳了么？
　　夜雾和稀薄的水份显然无法滋育出太美满的花果来，而且为了避免四周酷热的蒸发，这棵生长在干旱地带的草有时还得将叶子变态，生成占很小面积的硬针。然而两年来，却得有一些爱好的读者，这在我们是十分欣喜的。从接到的来信中，记得那么感动了我的是有一回外省一个难童保育院的小朋友，问我们可不可以写一篇文章，代他们呼吁一下，历举出他们的院长如何贪污，给他们吃混沙子的饭；又一回是一个远地的读者，说他无法按期买到，每设法借来一本，就从第一页到末尾一口气读完，再翻过来重读一遍，希望我们能代他妥寄一份。每看着这么热情而近乎偏爱的来信，内心总感到踌躇，干旱得太厉害的时候，仙人掌也只好权充了盆景，这可能是有的吧，但，不也说明着我们文苑的荒欠了么？所以还有一些人在喜爱，我想恐怕多半是由于结成针刺的叶不曾放过那些妄自尊大的害虫，当它们正嗡嗡营营得意地嚼着地面上仅存的绿彩的时候，这些针刺也偶尔伤损它们的翅脚之故吧。而从不肯看一下地面的“超人”们，来在原野上，也确有被芒刺戳破过皮肉，时过境迁，到现在还或明或暗怀着愤恨的。

　　地，看情形是愈来愈硬了，但，只要一天还有泥土和空气，惯于耐旱的荆莽还是要透地蔓生，在时间之沙上留下印迹的……
　　二
　　两年来，我们始终以期待阳光的心情，歌颂从黑夜边缘度到黎明的奋争和战斗。我们一开始就表彰了落在日寇毒手，终至受刑惨死的吴检斋先生，对于这位以经学名家而站到社会的前面来，默默地工作，默默地奋斗的老战士，正像其后对于有名或无名的那些战士一样，表示了我们最高的祟仰。歌颂作为中华民族的脊梁之战士的反面，就是唾骂背叛民族的国贼，《历史的奥秘》（绀弩，一卷二期），《举一个例》（胡风，三卷一期），《从陶潜说到蔡邕》（曹聚仁，一卷四期），《替陶渊明说话》）宋云彬，同上），以及《高作人东渡》（孟超，二卷三期）等等，都是对汪逆兆铭周逆作人作剥露根性的正面的猛攻。可见有人说我们专作旁面文章，是毫没有根据的。所谓抨击现实，也并非把现实看得是漆黑一团糟，接头了事。即使从那没落到只能以粉饰丑事来维持门面的贾府里，还看出要贾府好，爱之深，而怨之切，所以常使酒乱骂的焦大（《焦大与屈原》，二卷四期）和敢于打王善保家的宵小之流耳光的探春来。（《探春论》，四卷四五期）。

　　照我的理解：作为民主中国的一个公民，说实话恐怕不仅是美德，而且非常必要。《野草》也可以说就是依据这样一个认识出发，与天下人相见的。记得去年夏天，在物价暴涨的情形下，我们前线的将士正度着艰苦的物质生活，而大后方竟有人穷奢极侈，吃着囤积居奇的厚利润，因此我们借了一幅画的比拟，喻示了这急待矫革的畸形现象，后来又在《急事闲谈》中，提出节约运动理论和实际，还有着如何可怕的距离。不知为什么会引起了几位先生的不满，在贵阳一个报纸屡加责难，以为“德国用马车装满马克去换一餐饭吃的故事，中国还不曾有，”因而就把所画所说，套上“风凉”的帽子。究竟怎样呢？一年后的现在，应该是给蒋委员长在参政会的致词说得明明白白了：“一般社会除少数爱国有识之士外，多是优游安逸，过其平时的生活，甚至物价愈高涨，享用愈奢侈，纵欲败度，浪费无节，全不念前方将士的艰辛。”到底“风凉”这尊号该荣归于准？今天旧事重提，也算是一点必要的辩白。
　　自然，讽刺和揭发，在《野草》上不是没有。不但揭露过说真方卖假药的西门庆一流人的面目，对于讨人厌的鼠辈，吮血的臭虫，以至势利狗，也常常要谈到。一位朋友感到奇怪，《野草》上为什么老爱发表关于“狗”的文章？他怕的是谈出狗八股来，但我觉得天下有各种各式不相同的狗，各人碰着狗的遭际又尽不相同，问题在于有没有实感，只要有实感，则在“死狗还要装进主公御肚子里去”的世界，狗类总还是做文章的题目的。

　　曾经近乎多事，关于“三K 主义”主人道德”等等，我们写过好几篇涉及一些名流教授的文章，从来信知道，读者是给予颇大的关注的；但我们的名教授却非常大度。不与论争，而且把地盘从昆明扩张到重庆来了，《大公报》上的《战国》，比原来的《战国策》还更大派，更锋芒，从鼓吹“力的政治”到“力的科学”，“科学的力，飞机大炮，侵略战争”滔滔不绝于口，俨然就是“权力意志的伸张”者派出在中国的什么权贵，监视四万万五千万人服膺“主人的道德”似的。而在我们国家思想之自由，有时候恐怕真比任何民主同盟国有过之无不及。现在好了，就在我写这文章的前一日，斯大林格勒是解围了，《战国策》的先生们，既然“跟我们这位散头发的朋友走”，那么怎样“掉”你们的“船头”呢？我得承认自己的轻薄，不禁要问一句：如果“这位散头发的朋友”这回从苏联国土夹尾而逃，钻到毛坑里去，你们是不是也跳下去登上那儿的“超人的虹霓和桥梁？”但，你们的“勇敢”，是早已在“宣传品”上晓示得足够了的。
　　感想芜杂得很，整理不出头绪来，好在是随便的说话，说了之后，觉得不怎样胜任的编辑也稍微尽了自己的责任，心也就安了许多了。
　　窗外还是不能透视的夜暗，报晓的鸡却在远处啼着了，沉睡的依然一样酣睡。路正长，但我知道，夜已短了，人们在晨曦中欣欣向生的—切生活，是就要开始的。
　　1941年十二月一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