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秋
　　这天晚上，我从医院回到家，在卧室的固定电话上发现了萨丽娅的一条留言。我一边听着回放，一边脱掉鞋子，坐到桌边。她告诉我她得了感冒，肯定是妈妈传染给她的，接着她问了我的近况，问我在喀布尔的工作如何。最后，眼看要挂断了，她又说：奥蒂不停地问你怎么不来电话。当然了，她不会跟你讲这个的。所以我讲。马科斯，你发发慈悲，给你妈打个电话。你这蠢货。
　　我笑了。
　　萨丽娅。
　　我桌上摆了一张她的照片，很多年以前我在蒂诺斯的海滩上拍的——萨丽娅坐在一块礁石上，背对着照相机。我给这张照片配了相框，不过，如果你凑近了看，还是能发现左下角有一片深褐色，这是个疯狂的意大利姑娘干的好事，多年以前，她想把它烧掉。
　　我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录入前一天的手术记录。我的房间在楼上，是二楼三个房间当中的一间。自从2002年来到喀布尔，我就一直住在这幢房子里。我的书桌靠着窗子，从这儿可以俯瞰楼下的花园。我可以看到枇杷树，那是我的老房东纳比几年前种下的。我还能看到纳比从前住的小屋，贴着后墙，现在重新粉刷过了。他去世以后，我把小屋给了一个荷兰小伙子，他在帮本地的高中做计算机方面的事。再往右看，是苏莱曼·瓦赫达提的雪佛兰，四十年代的款式，几十年没有挪过窝了，全身是锈，像一块长满苔藓的大石头，此时盖上了一层薄薄的雪，雪是昨天下的，早得出人意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纳比死后，我曾动过念头，把这辆车拖到喀布尔的废车场去，可我没这个勇气。对我来说，它就像房子万万不可剥离的一部分，代表着这幢老宅的过去和历史。
　　我完成了手术记录，看了看手表。已经九点半了。正是希腊的晚上七点。
　　给你妈打个电话。你这蠢货。
　　如果今晚要给妈妈打电话，我就不能再耽搁了。我记得萨丽娅在电子邮件里写过，妈妈睡得越来越早。我深吸了一口气，横下一条心，拿起话筒，拨了号码。
　　我是1967年的夏天见到萨丽娅的，当时我十二岁。她和她母亲玛达丽娜来蒂诺斯看妈妈和我。妈妈名叫奥德丽娅，她说，自从她和她朋友玛达丽娜上次见面，已经过去了很多个年头，确切地说，有十五年了。玛达丽娜十七岁离岛而去，前往雅典，至少在短期之内，成了个小有名气的女演员。
　　“听说她投身演艺，”妈妈说，“我并不觉得意外。因为她长得好看。人人都会迷上玛达丽娜。等你见到她就明白了。”
　　我问妈妈，为什么她从没说起过她。
　　“我没有吗？你肯定？”
　　“肯定。”
　　“我可以发誓。”她接着又说，“她女儿。萨丽娅。你一定得对她周到点儿，因为她出过意外。狗把她咬了。她留了疤。”
　　妈妈没有再多说什么，但是我明白，还是别缠着她问来问去为妙。可她这么一说，反倒勾起了我的胃口，连玛达丽娜在电影和舞台上的过去也不那么关心了。我之所以好奇，是因为我猜，那个疤对一个女孩子来说，肯定既不同寻常又引人注目，所以才值得特别对待。我带着一种病态的渴望，盼着亲眼见识一下那个疤。
　　“玛达丽娜和我是在做弥撒的时候认识的。”妈妈说，“那时我们还小。”她说她们一下子就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上课时，她们在课桌底下手拉着手，课间休息时，上教堂时，漫步走过大麦地的时候，也总是牵着手。她们曾经立下誓言，一辈子以姐妹相认。她们保证要彼此亲近，哪怕将来嫁了人。她们要比邻而居，如果一个或另一个的丈夫非要搬走，那么她们便提出离婚。我记得妈妈告诉我这些事的时候，是撇着嘴，笑着说的，一副自嘲的神情，好像要让自己远离这种少女时代的多愁善感和愚蠢的言行，与所有那些轻率的、寻死觅活的山盟海誓拉开距离。可我也从她脸上看到了少许不言而喻的痛楚，一道失望的阴影，只是妈妈的自尊心过于强烈，让她无法承认这样的失望。

　　玛达丽娜此时嫁给了一个富有而年长她许多的男人，某个安德烈亚斯·贾纳科斯先生，他多年以前监制了她的第二部——实际上也是她的最后一部电影。此时他已投身建筑业，在雅典有一家大公司。最近他们，玛达丽娜和贾纳科斯先生，在闹别扭，吵了架。这件事妈妈一个字也没和我说过，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偷偷摸摸，匆忙又不完整地看了玛达丽娜寄给妈妈的信，信中说她有意登门拜访。
　　这实在太让人厌倦了，我和你说，待在安德烈亚斯和他那帮右翼朋友身边，听着他们的战歌，从头到尾我都紧闭着嘴巴。我一个字都不说，由着他们吹捧这些把我们的民主当成笑料的恶棍军人。如果我开口，哪怕只有一个字表示出异议，我敢保证，他们就会给我贴上共产党无政府主义分子的标签，即使是安德烈亚斯的权势也无法把我救出地牢。他没准儿都懒得动用这个，动用他的权势。有时我相信这恰恰是他的意图，好让我自己责备自己。噢，我多么想念你啊，我亲爱的奥蒂。我多么想念你的陪伴……
　　按照预定的日期，我们的客人将要抵达的那天，妈妈早早就起了床，收拾家里。我们住的是一幢建在山坡上的小房子。和蒂诺斯的许多房子一样，它是用刷成白色的石头盖成的，房顶是平的，铺着菱形的红瓦。小卧室在楼上，妈妈与我合住，没有门，狭窄的楼梯井直接通到屋里，可是它有个扇形气窗，一个很窄的阳台，围着齐腰高的熟铁护栏，由此外望，你可以看到别人家的屋顶，下面是橄榄树，羊群，蜿蜒的石巷和拱门，当然还有爱琴海，在夏日的早晨蔚蓝而平静，到了下午，美尔忒弥①风从北方吹来，海上就会泛起白浪。
　　做完清洁，妈妈换上了她心目中的花哨行头，每年的八月十五日她都会穿上这身衣服，去帕纳伊亚②福音教堂，那一天是圣母升天节，朝圣者们从地中海各地蜂拥到蒂诺斯，到教堂著名的圣像前祷告。有一张照片是我母亲穿着这身衣服拍的，长长的、死气沉沉的锈金色圆领裙，皱缩的白毛衣，长袜，笨重的黑鞋子。从头到脚，妈妈都像是个令人生畏的寡妇，严肃的脸，浓密的眉毛，扁而上翘的鼻子，僵硬的站姿，一副苦闷而虔诚的模样，好像她自己也是个朝圣者。我也在照片上，直挺挺地站在我母亲屁股旁边。我穿着白衬衫，白短裤，卷起来的白色及膝短袜。你能看出我愁眉紧锁，因为她勒令我站直，不许笑，我的脸搓洗过了，头发也蘸着水梳过，我不乐意，还折腾了好一阵子。你可以感觉到我俩之间的那种不悦。你能看得出来，因为我们僵硬地站着，身体几乎没有接触。
　　也许你看不出来。可我能，每次看到那张照片时都能，最后一次看是两年前的事了。我不由自主地看出了拘谨，费力，不耐烦。我不由自主地看出，只是因为遗传上的义务，这两个人才待在一起，他们已经注定了要让对方感到困惑与失望，不管哪一个，都要为了自己的面子，去反抗另一个人。

　　透过楼上卧室的窗户，我看到妈妈出了门，走向蒂诺斯城的渡口。她下巴底下系着围巾，一头扎进了阳光灿烂的蓝天。她是个纤细的女人，一副小骨头架子，儿童般的身体，可你要是看到她迎面过来，那你最好给她让个道。我记得她每天早晨送我上学时的情形——我母亲现在退休了，她原来是个老师。我们走在路上，妈妈从来不牵我的手。别的母亲都和自己的孩子手拉着手，可妈妈不。她说她怎样对待别的学生，也就必须怎样对待我。她迈着大步走在前头，一只手紧攥着，贴在毛衣领子的位置上，我拼命跟在后面，手里提着午餐盒，追着她的脚步，一路踉跄。在教室里，我总是坐在后排。我记得我母亲站在黑板前的样子，记得她怎样只需刀子般的一瞥，便可牢牢钉死某个淘气的学生，那眼神就像弹弓里射出的石子，带着外科手术般的精确，一下子击中目标。她还能把你活活劈成两半，不靠别的，只要一黑脸，或是一阵突如其来的沉默。
　　妈妈信奉忠诚甚于一切，哪怕要自我牺牲也在所不辞。尤其是在所不辞的自我牺牲。她还相信讲出真相总是胜过一切，老老实实地讲，一句客套话都不说，而且真相越令人不快，就越要早早地讲出来。她受不了软骨头。她过去是，现在也是个有着钢铁意志的女人，一个从不退缩的女人，也是一个你绝不想和她争执的女人，但我从没有真正地理解，甚至现在也没弄懂，她这种性格到底是天生的，还是出于必要而后天习得的，因为她结婚才一年，丈夫就死了，撇下她一个人把我拉扯大。
　　妈妈走后，我在楼上又睡了一小会儿。后来一个女人响亮而悦耳的声音惊醒了我。我坐起来，是她，口红，粉底，香水，苗条的曲线，航空公司广告上的微笑，透过圆桶女帽薄薄的面纱俯看着我。她站在房间中央，穿一条荧光绿的连身迷你裙，脚边放着小皮箱，赤褐色的头发，四肢修长，对我绽开着笑容，神采飞扬，一开口，声声入耳，透着自信和欢愉。
　　“你就是小马科斯喽！她可没告诉我你有这么帅！哎哟，你和她真像，瞧这眼睛，就是，你们俩眼睛一模一样，我看肯定老有人对你这么说。我太想见到你了。你妈和我……我们……噢，不用说奥蒂已经告诉过你了，所以你可以想像啊，你可以料得到啊，我是多么激动呀，见到你们俩，认识你，马科斯。马科斯·瓦尔瓦里斯！对了，我是玛达丽娜·贾纳科斯，请允许我告诉你，我真开心死了。”
　　她脱掉了长及手肘的奶油色缎子手套，我只在杂志上见过这种手套，都是些淑女贵妇戴上它去晚会，在歌剧院宽阔的台阶上抽烟，要不就是被人扶着，爬出亮闪闪的黑色汽车，镁光灯噼里啪啦，照亮她们的脸。她每个指头都得揪扯半天，才把手套弄掉，然后她腰肢轻轻一弯，把手递给了我。
　　“你真迷人。”她说。她的手好柔软，虽然一直戴着手套，却是凉凉的。“这是我女儿，萨丽娅。亲爱的，跟马科斯·瓦尔瓦里斯问个好。”
　　她和我母亲一起站在房间的入口，茫然地看着我，一个瘦瘦的女孩，皮肤苍白，留着软塌塌的卷发，除了这些，别的东西我一件都没法告诉你。我没法告诉你她那天穿了什么颜色的裙子——如果她穿的确实是裙子——我也不知道她鞋子的款式，她有没有穿袜子，戴没戴手表、项链、戒指，或是耳环。我没法告诉你，因为如果你去饭馆，突然有人脱了衣服，跳上桌子，开始用甜品勺变戏法，那你就不只是看看而已，这会成为你眼里惟一的东西。盖住那女孩下半张脸的面罩就是这样。它摧毁了其他的、任何可能的注意力。

　　“萨丽娅，问个好，亲爱的。不要这么没礼貌。”
　　我猜我看见了，那个脑袋微微地点了一下。
　　“你好。”我粗声粗气地答道。空气在波动。一股电流。我觉得自己被什么东西电到了，一半是激动，一半是恐惧，在我体内猛然迸发，升腾，盘绕。我瞪大了眼睛，我意识到了，却没办法控制，怎么也不能将目光从那块天蓝色的面罩布上剥离，它有两副系带，拴在脑后，嘴的位置上横着开了条窄窄的口子。我一下子就知道了，不管那面罩底下隐藏着什么，我都不忍去看。可我又忍不住去看。我生活中的一切都不可能再恢复正常的方向、节奏和秩序了，除非我亲眼看到究竟是什么东西如此可怕，如此惊悚，而这又是我和其他人都不允许看到的。
　　还有另一种可能，这面罩的用途也许是为了将萨丽娅与我们隔离，让我们回避。最起码，在初次相见的时候，带着令人头晕目眩的刺痛，这个目的达成了。
　　玛达丽娜和萨丽娅待在楼上整理行李，妈妈进了厨房准备晚餐，给鳎目鱼挂糊。她要我给玛达丽娜煮一杯埃利尼科斯咖啡③，我煮了，她又要我给她端上去，我也端了，还有一小盘帕斯特利④，放在托盘上。
　　一想起接下来发生的事，虽然几十年过去了，羞耻仍然淘洗着我，就像某种热辣辣、黏糊糊的液体。直到今天，那个场景依然历历在目，像照片一样凝固着。玛达丽娜站在卧室的窗前，吸着烟，看着海。她戴着一副圆框眼镜，黄色的镜片，一只手扶着屁股，双脚交迭。圆桶女帽放在梳妆台上。梳妆台的上方有面镜子，镜子里是萨丽娅，坐在床边，背对着我。她弯着腰，正在做着什么，也许是在解鞋带，我看得出她已经摘下了面罩。面罩就挨着她放在床上。一丝寒意顺着我的脊梁骨一路向下，我想让这一切停下，可我的手在抖，抖得碟子上的瓷杯叮当乱响，抖得玛达丽娜朝我扭过脸，抖得萨丽娅抬起了头。我一下子在镜中看到了她的脸。
　　托盘滑离了我的手。瓷杯子碎了，热咖啡洒了，托盘咣当当从楼梯上滚落。这是突如其来的重重一击，我匍匐着，在碎裂的瓷片上呕吐，玛达丽娜说着“哎哟哟，哎哟哟”，妈妈跑上楼，叫喊着：“出什么事了？你干了什么，马科斯？”
　　狗把她咬了。妈妈告诉过我，警告过我。她留了疤。狗不是咬萨丽娅的脸；狗把她的脸吃掉了。也许我可以找到合适的字眼，来描述那天我在镜子里看到的，但那个字绝对不是疤。
　　我记得妈妈双手抓住我的肩膀，拽我起来，把我转了半圈，问我：“你怎么了？你哪儿不舒服？”我也记得她抬起眼睛，目光越过我的头顶，然后就僵在那儿了。要说的话死死卡在她嘴里。她脸上一片空白，双手从我肩头滑落。接着，我目睹了最不寻常的事，我觉得这件事就像我当场看见康斯坦丁国王穿着小丑的衣服出现在我家门口一样：那是一滴泪，涌出了我母亲右眼的眼角。
　　“她什么样子？”妈妈问。
　　“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