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春天快到了，念书的时候，我隐隐地感到心浮气躁，眼睛没看到闪电，耳朵里仿佛已经能听见天边的雷声。
　　张国栋和桑保疆整天骂天骂地，“为什么他妈的还不停电？为什么供电局对咱们学校这么好？是不是又收供电局的后门生了？为什么他们的课本总念个没够呀？”张国栋觉得，“文革”是一种节日。人可以活在天地间，可以打架，可以泡妞，可以像个好汉，名正言顺。男孩从打架中能学到不少东西：忍让，机智，必要的时候诉诸暴力。仿佛四十万年以前，北京人还住周口店的时候，打架能让你获得猎物，泡妞能让你的姓氏繁衍。现在的混混只能学学港台的小歌星，穿得光鲜亮丽，将来不会有大出息。
　　桑保疆从我那儿得到的《花花公子》的出租率越来越高，印刷美女们原本光滑的皮肤已被摩挲得毛了许多，手指触摸纸面，有多少人能想像出肉的感觉？我觉得真有点过。
　　“有什么的？他们不看画，憋不住就要看真人。神农尝百草才能百毒不侵。小和尚下山，想要的还是姑娘。而且也不会出事，我出租不是正当行当，他们看也不是正经事，他们不会告。他们不告，上边就不会知道，不知道就不会有事。”桑保疆说。
　　星期四，终于，停电了。
　　原本被日光灯照得白灿灿的四层教学楼突然一片黑暗，稍一停顿，我们缓过神来，便是一片欢呼：终于可以心安理得地不念书了！
　　开始体会情感的小男孩小女孩们抢占校园里著名的阴暗角落，练习亲吻技巧。懒惰的人聚集在宿舍里，一人一包皮皮“日本豆”，躺在床上讨论最近流传的凶杀色情、男盗女娼。“日本豆”就是花生仁裹上面粉，密云产的，据说远销日本，所以叫“日本豆”。张国栋说，因为日本人长得都跟花生豆似的，所以叫“日本豆”。
　　我、张国栋、刘京伟、桑保疆几个人摸黑胡乱地把课本塞进课桌，然后以百米跑的速度冲出校园，步子直到教学楼从视野里消失后才慢下来。

　　“再来电就跟我们没关系了！”
　　“人性是多么堕落呀！”
　　“我是多么喜欢堕落呀！”
　　“去‘工人俱乐部’还是‘紫光’？”
　　“都行。”
　　“先看一场港台枪战片，再看一场荤素都有的录像。”桑保疆右嘴角有一颗黑痣，黑痣上有两三根毛，他大笑或是兴奋的时候黑痣就会颤，黑痣上的毛就会跟着抖。其中最长的一根的末梢会画圆圈。
　　“回头再买五十串羊肉串，多放孜然，多放辣椒，一人一瓶啤酒，一边吃喝一边回学校。”
　　“啊，生活！”
　　“太资产阶级情调了，小资！”
　　“那咱们吃‘京东肉饼’去。朝阳门外原来是拉洋车的聚居地，劳动人民停电都吃肉饼，还喝紫米粥。”
　　“吃饱了回来，躺在床上，再摸着自己做个春梦……”
　　“啊，人生！”
　　“桑保疆，你不是不舍得花钱吗？上次一起逛东四中国书店，那么一厚本俄汉词典，才一块五，你别扭半天，不还是放回去了吗？”张国栋问。
　　“看电影，我乐意花。”
　　“也对。不是好来的钱，不能好去。”
　　“你什么意思？”
　　“别吵。电影散场，再看一场录像，回来是不是太晚了？大门都锁了。”
　　“跳墙嘛。多刺激！彻头彻尾的堕落。”
　　小七点钟了，下班的差不多都回到家里，街上的车不多了。卖报纸的，单车支在旁边，竭力向晚下班的人兜售还剩在手里的几份《北京晚报》。除了朝阳医院门口几处卖水果的还是汽灯贼亮，引诱着探视病人的人，煎饼摊、杂货摊也开始收了。我们并肩走在大街上，我看见，路灯映照着张国栋、刘京伟、桑保疆的脸，他们脸上的粉刺大红大紫，灿若春花。侧头，天上是很好的月亮，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冷冷地瞧着。我们什么都不多想地朝前走，前面是不再刺骨的风。将来是什么都会有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想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武侠小说上说，鲜衣怒马，年少多金。我们兜里各有三五块钱，年轻真好。

　　而且，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想到姑娘。我们手拉着手，像南北朝时的同性恋一样，在大街上走。
　　我们是长在这方圆十几里上的植物，和周围的建筑一样，可以生长，可以枯萎，可以抱怨，可以喊叫，可以消失，但是不能离开。
　　后来，张国栋的DV得奖之后，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去欧洲，在几个古老的大学讲授中国现代电影，无论课程长短，张国栋的结论都是：中国现代电影，没有比张国栋更牛逼的了，如果你只有三个小时的时间了解中国现代电影，看张国栋的作品就够了。张国栋没呆多久就回来了，理由和几十年前毕加索的一样：艺术只有在东方，在中国和日本。张国栋在学校兼教职，他写信告诉我，原来姑娘也像庄稼和瓜果梨桃一样，每年都有新的一拨儿，新的一拨儿不见得比老的一拨儿难吃。
　　后来，桑保疆被他的乡长父亲硬逼着去了新西兰，说是忘不了中文，学不会英文，就不要回来见他。如果学有余力，可以辅修工商管理。桑保疆在新西兰有个倚山傍海的房子，放闪光雷没有其他活人能够听见。春暖花开，桑保疆的泪水流干，网上订阅了无限制版的《阁楼》杂志，每天吃一块奶酪蛋糕，喝一升都乐橙汁，夜里孤寂难耐只得自慰。桑保疆告诉我，就像他去长城刻下“桑保疆到此一游”，他也在新西兰留下了无数小桑保疆。纸巾里都是蛋白质，大海里的鱼吃了，都会歌唱：Thankyou，撒泡尿。我用电子邮件给桑保疆发过一首李清照的词，反映他当时的处境，最后一句是：“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桑保疆把“到黄昏点点滴滴”七个字当成他MSN的笔名，勾引了好些不明真相的小姑娘，以为他是个写诗的，在网上和他彻夜聊天。在桑保疆“到黄昏点点滴滴”，真阳丧尽之前，他爸爸在一个新西兰远方亲戚的帮助下，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桑保疆回国之后，就当了他们乡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总经理助理，他爸爸是总经理，手里控制着号称北京三环和四环之间仅存的几块有百万平米建筑潜力的地皮。桑保疆偶尔出现在地产杂志上，开发出来的楼盘，门口都有泥塑的罗马武士和战车，涂金粉，宣传手册上说是秉承大英帝国欧式传统，开创京城改革开放新气象。桑保疆给我打电话，兴奋地告诉我，北京的物价没升还降了，三陪还是二百元，偶尔还能砍价。他们乡主要干道的树木之间，挂着红布横幅，上面写着魏碑体黑字“必须严厉打击卖婬嫖娼的违法犯罪行为”。听别人说，桑保疆性生活正常之后，还是落下了后遗症，和人握手时，他的右手力气奇大无比，于是现在握手只好完全改用左手。

　　后来，刘京伟为了避风头在洪都拉斯和古巴各呆过半年，晚上和流浪在当地的中国贪官打一百块人民币为底的麻将，白天骑马，偶尔也骑骑南美的美丽姑娘。一年后，刘京伟回到北京之后，在顺义开了个马场。如果熟人介绍同时价钱给足，也可以打很大的麻将，白天骑马，晚上搞北京姑娘。
　　后来，我们几个再聚，方圆十几里上的建筑像野草一样，砍了一茬又长出更高的一片，我们的中学已经被酒吧包皮皮围。中国杂技团的地皮上起了一个粉色的公寓楼，叫“坚果公寓”，后来因为寓意婬秽被迫改成了一个毫无特色的香港名字。假肢厂似乎还在生产假肢。我问刘京伟，要不要翻墙进去，看看他们生产不生产充气或是塑胶娃娃。刘京伟说，街上那么多真娃娃，不是浪费国家资源吗。我们喝完酒，说还是去看个荤素都有的录像。但是走到“永延帝祚”的牌楼，发现“紫光影院”和“朝阳区工人俱乐部”都被拆了，原址上是个洗浴中心，里面一个脏兮兮的小伙计说，冲澡男宾十八块，大厅休息十块，按摩六十，推油一百二十，特服四百，小费和小姐自己商量。我们相视苦笑，心里完全没有了中学时停电逃出学校看录像的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