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导主任是我们的天敌。在当时，他总是和我们作对，骨子里和我们不共戴天，他是我们心目中最大的坏人。
　　我们常常想像他如何度过他的一天，他的一天常常是这样的：
　　上午八点钟，准时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办公桌不大，但是木质不错。油漆工惜材，只上了清漆，让木头原有的漂亮纹理显露出来。办公桌上放了一块五毫米厚的大玻璃板，下面压着十几张全班合影，那是他教导过的学生。照片由黑白变到彩色，学生的衣服也从旧军装或是父母的工作服变成花裙子或是彪马、阿迪达斯运动服。但他的位置却没变动。他坐在第一排，坐在他的学生中间，健康而矜持地笑着，仿佛一名业已成名的雕塑家，周围立着的是他的杰作。如果你想和他找话说，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问他，这些照片上的人现在都在什么地方风光。教导主任会聊上两个钟头，总之两点，第一，他的学生现在绝大多数都在牛逼，都在党政军公检法担任要职。第二，他的学生都非常感谢他，纷纷用各种形式把他们现在的牛逼归结于他在中学时对他们的教育。而且他们都还惦记着他，每年新年，他都收到一麻袋的贺年卡。教导主任总是沿着办公室的窗户拉一根铁丝，然后从那一麻袋贺年卡中挑出最美丽耀眼的，像晾衣服一样搭在铁丝上，一显摆就是一年。
　　教导主任常说的话是：“自然给孩子以身体，而我们塑造他们的灵魂。”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没有感到可怕，感到的是巨大的责任与成就。
　　他的椅子和桌子是一样的好质地，老婆为他做了个棉垫，夏天也垫着，他总告诫小女老师应该学习他的榜样。“否则会例假不调的。”他讲。
　　像往常一样，他打了两壶开水，为自己泡了一杯茶，九点钟玻璃板上会有今天的报纸，可以就着茶学习。那些都是很重要的东西，一个教师需要仔细研究以明确塑造学生灵魂的方向。
　　坐在椅子上，他透过窗户，可以望见办公楼下的小花坛。青草、蝴蝶花蔓在地上，珍珠梅、榆叶梅、紫薇开在上面。
　　还有，雕塑。
　　看到小花坛里的雕塑。教导主任就有一种想使用不文明语言的冲动。半年前两个南方人，说是什么什么美专的，说是学校应该面向科学，面向未来，说一个校园要是没有一处雕塑就像小姑娘没有鼻子一样不能容忍。于是校长批了三千元钱，两个南方人白吃白住了四个月。雕塑出来了：一个女学生马步蹲裆高举氢原子模型，一个男学生弓箭步一手高举航天飞船。老师们说那一男一女，怎么看怎么像天外来客，或是门神。

　　办公楼对面是教学楼，一幢苏式建筑。从俯视的角度看仿佛一架大肚的飞机：左翅膀是图书馆，右翅膀是实验室，机胸是教室，机腹是兼做礼堂及学生食堂的大厅，机屁股是教工小食堂，机嘴是教学楼的正门。每天，上千个学生从这个机嘴里进进出出，教导主任坐在他木质很好的椅子上都能看得清楚。我们男生他很少看，女生在他眼里可以简单地分成两类：戴乳罩的和不戴乳罩的。不戴乳罩的可以再分成两类：本来就没什么可戴的和本来该戴却不知道该戴的。在教导主任看来，数最后一种女生可恶，她们与学校的不良气氛有直接关系。
　　“不建学校，就得多建监牢。学校人少，监牢中的人就会多。学校办得差，监牢中就会人满为患。”他在教师会上讲这番话的时候感觉自己像个将军。“中学生，说到底还是孩子。正处于人生观、世界观形成阶段，像一块未琢磨的璞玉，未着色的白纸。不是他们缺少问题，而是我们缺少发现。”有人从新疆回来，送了教导主任一块沁色美丽、晶莹润滑的仔玉。教导主任想起两句《诗经》：“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觉得应该成为自己教育生涯的座右铭，就让玉工用隶书体将这八个字刻在仔玉上，还打了一个孔儿，穿了一条古铜色丝带，系在裤带上，间或把玩。教导主任上厕所的时候，张国栋仔细观察过。张国栋告诉我们，教导主任的卵袋和他腰上系的仔玉，大小形状都很类似。卵袋不能经常露在外面，不能当众把玩，就用这块仔玉代替了。
　　在教导主任眼里，怎么可能没问题呢？就像有些花要香，有些雨要下，有些娘要嫁一样，有些人从小注定不安分。
　　我们几个在很早的时候就和教导主任结下了冤仇。

　　高中第一个学期伊始，我们几个在操场上等待开学典礼开始，没什么事情干，借口桑保疆嘴上不干不净，把他一顿乱摸。桑保疆急了，抄起一块砖头。我们掉头就往前面跑，桑保疆在后面追。我跑到宣传栏边，冲桑保疆一吐舌头，桑保疆砖头出手，我一低头，宣传栏二平方米的大玻璃应声粉碎，宣传栏里的雷锋、董存瑞、黄继光们横七竖八地散了一地，却依然庄重地横眉立目。在教导主任的调停下，赔偿宣传栏玻璃的钱，由我和桑保疆平摊了。
　　即使这样，桑保疆还是痛恨教导主任。为了迎接亚运会，每个在北京的中学生都被逼着用一块钱买了一张亚运彩票。刘京伟和张国栋刮开，是“谢谢你”。我刮了一个五等奖，可以兑换两块钱，还没出门，就被班主任语文老师拦住，被逼着又买了两张彩票，再刮，自然是“谢谢你”。桑保疆刮完之后，奇怪地一句话都没说，但是一张大脸都憋紫了，等班主任语文老师走出教室，他吐出一口长气，说：“我，我，我，得了一等奖，五百元钱！全学区就这么一张！”我们一起扑上去看，果然是一等奖。我当时毫不怀疑，我这辈子都挣不到五百元钱。桑保疆接着说：“五百块，我能看几百场录像，买上千串糖葫芦，买呼家楼葫芦王的，五毛钱一串，要掏空山楂、填上豆沙和核桃仁的那种。五百块，如果发给我的是一块一块的票子，我数都要数半天。五百块，我存到银行，每月的利息都够我吃冰激凌的。你们没手气，没你们的份儿。顶多，请你们吃一次门钉肉饼。”我们一起说：“Thankyou，撒泡尿”。
　　肖姓班长很快就跑来告诉桑保疆，教导主任叫他去办公室一趟。“肯定是问我是要现金还是一个银行存折。我要银行存折，否则出不了学校就被你们抢跑了。”桑保疆去了一个小时之后，大喇叭广播，召集全体同学到操场集合。我们到了的时候，桑保疆已经站在了领操台上，那是我记忆中他惟一一次站在领操台上，旁边是气定神闲的教导主任。桑保疆低着头，红着脸，像是家里刚着了火或是死了人。人到齐了，操场上黑压压一片。桑保疆接过教导主任递过来的纸条，念：“祖国，是我们的母亲，她有锦绣的河山、悠久的历史、灿烂的古代文化、光荣的革命传统，以及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她经受了苦难的折磨，正在焕发青春，展现新颜，走上中兴的道路。‘我爱社会主义祖国’，‘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是我的心声。崇高的爱国主义，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精神力量，它正激励我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青春和我的一切。我是高二三班的桑保疆，为了祖国，为了亚运，为了我们的学校，为了我的班集体，我自愿将亚运抽奖得到的五百元钱捐献给国家。”领操台下，掌声如雷，桑保疆哭了，然后又笑了。桑保疆在我们的搀扶下回到宿舍，他在那天的剩余时间里一直在说话，说的只有一句：“教导主任，偶操你妈。”

　　在教导主任眼里，还有另外一些人，从小就注定让别人不安分。比如翠儿，比如朱裳，女孩是好女孩，脸好，腰好，腿好，都好。可是想起校门口那些不三不四晃来晃去的小流氓们，多数都是等翠儿和朱裳这样姑娘的，教导主任不由得叹了口气。
　　“怎么可能没问题呢？听说校园里流传着一些黄书，不是手抄本便是国外的黄色画刊。还有他们自编的黄曲儿。联系起来，问题就清楚了，先是看了黄书，激发这些臭小子们的创作欲望，于是有了黄曲。还有厕所……”想起厕所，教导主任又有了一种想使用不文明语言的冲动。
　　“这帮小混蛋！摊开作文纸，好人好事、‘记一次有意义的活动’，打死也写不出八百字。进了厕所，也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话要说。”不仅有中文，还有英语。不仅有普通话，还有方言。不仅有文字，还有插图。不仅墙上有，门上有，水泥地上也有。教导主任刚让工人把一块不平整常常积尿的地面用水泥补平，回来就发现未干的水泥地上多了一条薛蟠填的词：“女儿乐，一根鸡巴往里戳。”不仅有原创，还有改编，再创作，或许好好一部《金瓶梅》，就是由于这种机制沦落成婬书的。
　　“明天一定找人用黑漆把大便池的门全部油一遍。”教导主任反复在楼道里和我们班主任说。